2016年9月时事评论：官员做“网红”，别只想着红

2016年9月时事评论：官员做“网红”，别只想着红

　　时事评论背景：

　　除了“王婆”，县长卖瓜也会“自卖自夸”——近日，山西万荣县县长李永辉率队奔波400公里，到省会太原的南宫广场摆摊推销万荣特产三白瓜。他将瓜瓤用勺子盛在碗里，并为市民双手送上，嘴里念叨着推销词：“万荣三白瓜历经千年修炼，你值得拥有”。

　　时事评论观点：

　　县长当街卖瓜，当然要引发围观，包括网络围观。不出意料地，李永辉成了“网红”。这很像几个月前走红的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——为推广当地旅游，亲自上阵玩了一把3000米高空跳伞，并在网络直播平台实时直播，一下“吸粉”无数。不过“人红是非多”，放下身段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，也难逃“作秀”之类的质疑声。

　　当“网红”的领导干部，远不止这一些。上溯至微博时代，无论以“微博打拐”闻名的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陈士渠，或是回应公务员母亲喝酒抱怨的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，抑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，也收获不少争议的原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，都从各自侧面够得上“网红”之称。而刚刚就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，不久前在湖北省委书记任上公开致信网民，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“将带着为民意识上网，成为群众信赖的‘网红’，将带着情感意识上网，用真诚赢得网民的点赞”——领导干部也要当“网红”，这个愿景一度让舆论称奇。

　　不过，在“网红经济”红得发紫的当下，领导干部当“网红”，并不算什么“搭车营销”。李鸿忠所说的“网红”，意指要做带着“为民意识”上网、并能够在网上赢得“群众信赖”的官员。据其所言，做“网红”，意味着“通过我们工作方式的‘互联网+’，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、服务群众，多为群众做好事、办实事、解难事。”也就是说，“网红”官员要追求的，是做“网上群众工作”的能力。上述那些成功实践的官员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，首提领导干部“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”。那次讲话明确了一个共识：今天的群众早已上网，民意随之上网，官员们自然而然也要上网去。官员上网的目的，就在于尽可能地接触群众、取信群众乃至影响群众，而若能成为大量网民关注的“网红”，当然是“网上群众工作”的能手。

　　把官员“赶”上网，初衷是针对过去不少官员“不上网”。但在摆脱了“上不上网”的问题后，“怎么上网”、“上网做什么”，仍是更大的问题。

　　做“网红”，看起来是一条很有市场的路径。但凡事都有两面，就如“网红”本是个令人趋之若鹜的好词，玩着玩着却也有走偏了正道的，如今在不少语境下，“网红”早已成了中性词甚至贬义词。官员做“网红”，也有一条微妙的“红线”。用“网言网语”去挠受众“痒处”，用“喜闻乐见”的形式去顺应网民需求，都是“网红官员”应有的能力。但“网言网语”也好、“喜闻乐见”也罢，都只是形式，而不是目的。做“网红”的目的，终究在取“信”于民，不是取“悦”于民——而满足于“取悦”，却忘了“取信”，常常是“网红”们最容易忘了的问题。

　　官员要怎么当“网红”，说白了，就是要通过互联网为民众解决问题。这既包括办理具体的民生事务，也包括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及时解释、舆论危机产生时的迅即沟通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才是民众真正的“痛点”和“痒处”。

　　而不能解决问题的“网红”官员，抑或自顾自“秀”，全然不顾公众观感的“网红”，往往非但赢不了“民意”，更可能失了“人心”。事实上，也有“网红官员” 没有得到网民点赞，却收获更多的骂声，甚至还不如老老实实“躲起来”。有人为此自叹无辜，但其实不然——多做而不是多说，求“实”大于求“红”，无论是不是身处互联网时代，这都是为官的基本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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