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卫组织紧急会议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？

1月30日晚间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，正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构成了“PHEIC”（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）。该决定有效期为三个月，如疫情发生重大变化，总干事有权提早召开会议，解除紧急状态。

谭德赛强调，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由于中国防疫不力。相反，他对中国十分有信心，他认为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防疫措施“为全球都设立了新标准”。但是，由于病毒可能传播至医疗系统更脆弱的国家，为了更好地支持这些国家，因此世卫组织决定宣布PHEIC。

PHEIC是世卫组织传染病应急机制中的最高等级。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世卫组织已经于1月22日至23日连续两天召开了紧急会议。当时的结论是，新冠疫情还不构成全球性的紧急状况，宣布PHEIC为时尚早。

但随着疫情在接下来一周的迅速蔓延，多国进行了撤侨、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宣布停飞中国，多名国际医学专家呼吁，世卫应重新评估宣布PHEIC的可能性。与此同时，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一些恐慌情绪，称“中国一旦被列为疫区、影响甚至远超贸易战”。

多位国际防疫专家对界面新闻表示，PHEIC作为世卫组织的一种工作框架，它对身处疫情中心的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。它既能给防疫带来更多的人力、财务、医疗资源，帮助该国更快更好地战胜疫情；但它也可能触发各国关于旅行、贸易的相关限制，给该国带来经济损失和社会压力。在PHEIC的框架之下，世卫总干事将被赋予某种“权威”，可以劝导缔约国不要对疫情爆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。

PHEIC是什么

PHEIC机制的建立是在2005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。受2003年SARS及随后H5N1禽流感的影响，世卫组织在2005年通过的《国际卫生条例》中加入了PHEIC。

该条例将PHEIC定义为：“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，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”。是否对某一疫情宣布PHEIC将由世卫总干事决定，但总干事需征求紧急委员会的建议；紧急委员会中需要有至少一名专家来自出现疫情的国家。指导性的标准包括四个：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否严重；事件是否不寻常或意外；是否有国际传播的严重危险；是否有限制国际旅行或贸易的严重危险。

在1月23日给界面新闻的回信中，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表示，截至目前，WHO共宣布了五次PHEIC。分别为2009年的H1N1流感、2014年的小儿麻痹症、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、2016年的寨卡病毒和2019年刚果（金）的埃博拉爆发。

一旦宣布PHEIC，世卫组织将就如何防范对各国发出临时建议，以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、避免对国际交通的不必要干扰。发布后的有效期为三个月，之后如果没有再更新发布，则视为自动失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与被划入疫区国不同，PHEIC不针对具体的国家，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协调机制。

双刃剑效果

对身处疫情中心的国家来说，宣布PHEIC是一把双刃剑。它既带来资源、也带来限制。

国际知名防疫专家、曾协助白宫对抗埃博拉疫情的Richard Hatchett对界面新闻表示，从世卫组织的角度来说，宣布PHEIC最主要的作用，一是向世界传递信息、拉响警报，提高各国对此议题的注意并采取相应措施——但他补充指出，这种效应对刚果这样的非洲国家很重要，但对中国影响不大，因为中国的议题本身就得到了世界的较多关注；二是让世卫组织拥有更多的“权威”，更方便其向缔约国们提供建议。

在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·瑞安（Michael Ryan）表示，PHEIC是一种工作框架，它将有利于开放疫苗等方面的国际协作。此外，如果没有统一协调，每个国家就会只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风险的评估，来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，而不是基于医学数据的理性措施。这将给全球带来灾难。

但另一方面，一旦宣布了PHEIC，可能对疫情中心国带来经济上的压力。各国可以据此更具正当性地对该国发布旅行建议、限制航空、限制贸易往来，对该国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制裁。从全球防疫的角度来说，这可能会导致该国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。

对此，世卫总干事将有权力向缔约国发布建议，敦促他们不要关闭边界或实施旅行、贸易制裁。

急需改革

1月30日的官方声明中，世卫组织同时表示，需要对现有的PHEIC机制进行改革。

谭德赛此前表示，当前的PHEIC具有“二元对立”（binary）的本质：是紧急状态，或者不是紧急状态，不存在中间状态。他认为更合理的机制是采取“交通灯”的规则，同时存在红、黄、绿三种状态。红是紧急状态，黄是发出警告，绿是解除警告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

莱顿大学国际法专家Niels Blokker对界面新闻表示，跟当代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，世卫组织对其缔约国所拥有的权力来自于它的宪法条约。各缔约国有监测、通报的义务，也能享有要求世卫组织提供帮助的权利。世卫组织在进行决策时，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，在“做得太少”与“做得太多”之间找到平衡。

在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中，世卫组织在疫情发生之后一个月就宣布了PHEIC。但该疾病并未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扩散，而是很快得到了控制。外界批评世卫组织对此“过度反应”，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。但当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肆虐时，直到八个月之后世卫组织才做出反应，期间大量人员死亡、并扩散至数个非洲国家，世卫组织因此被国际社会诟病“反应迟钝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13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症疫情，扩散至20余个国家并造成数百人死亡，却并未被定义为PHEIC。

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Ngaire Woods早前在达沃斯论坛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，尽管对世卫组织有诸多批评，但它仍然在应对全球性的卫生危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因为各国都需要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信任的组织。各国都需要对自己的情况保持诚实，与世卫组织分享信息。信任度越低，各国就越有可能过度地采取只对自己有利的保护措施。信任度越高，就越有利于在整体上解决危机。

大事记

根据公开资料，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接触最早始于2019年12月31日。当日，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获悉了武汉市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。

2020年1月5日，世卫组织在官网对此进行了通报。

1月12日，世卫组织发布了《世卫组织关于中国武汉聚集性肺炎病例的声明》及临时指南，并称“根据现有信息，世卫组织建议不要对中国实行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”。

1月12日，世卫组织正式将此病毒命名为“2019新型冠状病毒”（2019-nCoV），并宣布收到了中国分享的病毒基因序列信息。

1月14日，世卫组织称，该病毒有可能在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有限的“人传人”，但目前还没有持续的人际传播。这一声明证实了病毒的人传人风险，但并未引起重视。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的电视讲话，中国公众才明确得知人传人风险。

1月20日至21日，世卫组织派专家赴武汉实地考察，并在1月21日称，新冠病毒可能存在持续“人传人”的情况。

1月22日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宣布召开紧急会议，以确定中国疫情是否构成PHEIC。但当天并未得出结论，会议持续到第二天。1月23日晚，谭德赛宣布，暂不将中国疫情界定为PHEIC。

谭德赛解释，这是中国的危机，但还不是全球性的危机。主要原因有：中国以外的感染人数仍然有限（当时全球有584个确诊病例，海外9例）；海外尚未出现人传人现象；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控措施，并与各国分享数据。

但当日的决定引起了不少争议。法国知名流行病学家Arnaud Fontanet教授在接受法国《世界报》采访时表示，决定延迟了一天时间，表明专家们内部分歧严重，这在世卫组织的历史上十分罕见。

1月23日，越南境内发现两起新冠病毒肺炎，病患为父子关系。父亲由武汉返乡，传染给在越南工作的儿子。

1月24日，世卫组织的疫情报告中确认，这是新冠病毒的首例海外人传人案例。

1月27日，德国首例确诊，患者未到过中国，是被从中国来德出差的同事传染的，这被认为是海外首例非亲属关系的人传人案例。同日，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工作场所传染病例。

这几起海外“人传人”病例的出现、以及越来越多确诊的海外病例给世卫组织造成了新压力。与此同时，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德国等先后在武汉撤侨，包括英国航空、德国汉莎航空、法国航空在内的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决定对中国停飞或减少航班。《柳叶刀》杂志主编Richard Horton自1月26日起多次在推特上呼吁，疫情已经起变化，世卫组织需要尽快召回紧急委员会。

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Eric Feigl-Ding于1月27日对界面新闻表示，更多疫情数据被公开，世卫组织需要重新评估。其中包括：病毒的R0值（常被用来描述疫情的传染速率）急剧增大、潜伏期已具有传染性、全球传染案例的上升，风险甚至超过SARS等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刚刚从中国返回日内瓦的谭德赛于1月29日宣布，将重新召回紧急委员会，于1月30日召开会议。

截至发稿，全球共有7818例确诊病例，其中82例来自中国以外的18个国家。大多数的海外病例有武汉接触史，德国、日本、美国、越南先后出现了海外的“人传人”病例。海外尚未出现死亡病例。

中国有7736例确诊、12167例疑似，1370名病人重症，170例死亡，还有124人已经康复出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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